我回头，发现大家和我一样在看她们。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自己的心情，有惊讶，有同情，有敬佩，也有不解。

苏队长挥挥手说，咱们走吧。

我最后看了她们一眼，跟着队伍走了。这时候我真希望有神存在，能够保佑她们，最终到达她们心中的圣地。

我们往前走。一天天地走。

谁也不知道管理员是什么时候病倒的。就是那个不忍心批评我偷吃蛋黄蜡的老同志。

因为在那个路上，我们只是往前走，我们只关心驮运的物资是否一件不少，我们只关心牦牛有没有受伤，我们只关心今天又往前走了多少路，我们只关心能不能把物资早一天送到作战部队的手中总之，我们没人去关注自己的身体，身体不过是我们往前走的载体，我们把自己当做了牦牛，甚至我们关心牦牛的程度都超过了关心自己的身体。

就是在这样，我们谁也不知道管理员是什么时候病倒的。

我们只知道管理员常咳嗽。我以为那是因为他太爱抽烟造成的。后来他断了烟，常常拣树叶来抽，我还帮他拣过。再后来树叶也很难拣到了，他就不抽了，可不抽了他还是咳嗽。我想大概是没烟抽嗓子不习惯吧。

我们都很喜欢他。他总是笑眯眯的，好像没一点儿脾气。行军的经验也特别丰富。最初的几天我们的脚还不习惯天天与山峦摩擦，常常打血泡，到了宿营地，他就像能看见我们穿在鞋里的脚似的，指着我们中的一个人说，把你的鞋脱下来吧，我给你把水泡挑了。他一指就指准了，那个人肯定有血泡。然后他就地取材，用马尾为我们作穿刺。

后来，我们的脚不再打血泡了，那些瘪了的血泡变成了老茧。但我们仍喜欢和他在一起，我们一有事就喊他，管理员，怎么办呢我们总是问他怎么办，好像他是万能的。

我们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病倒的。

等我们知道的时候，他已经不行了。

那是在翻越一座大山的时候。时至今日，我已记不得那座山的名字了。只记得它是那么大，那么冷。我们用了一整天的时间来翻越，但刚刚爬上山顶天就擦黑了。领导催促着我们赶快下山，在山顶宿营是非常寒冷的，也是非常危险的。我们就哗啦哗啦往山下赶。可下山的路似乎比上山还要长，加上牦牛并不体会我们的心情，仍是慢吞吞地走，眼看天黑尽了，我们的队伍仍在山脊上蠕动。

天黑行军也是非常危险的，我们只好在山坡上安营扎寨。

那天的天气糟透了，气温恐怕在零下好几度，我们几个负责搭帐篷的手冻得发僵，怎么也拉不紧帐篷的绳子。我们又叫管理员，管理员没有像往常那样笑眯眯地说，瞧瞧你们的笨样儿，看我的。他只是默默地过来帮我们，费了好大的劲儿，才把几个帐篷支起来。

刚刚搭好帐篷，天就变了，冰雹突然而至，还伴着呼啸的狂风。几顶帐篷立即被吹得如同惊涛骇浪中的小船一般。如果不是绳子拉得结实，恐怕早已吹走了。冰雹打在帐篷和铁锅上，发出霹雳啪啦的响声，震动着我们冻僵的耳朵，天地之间仿佛正演奏着一曲大型的交响乐。我们只好坐在那儿聆听。除了聆听，还能有什么更好的选择

等交响乐演出完毕，我们低头一看，灶火熄了，炊烟断了。锅里还没煮熟的饭已被冰雹打成了糊糊。疲劳使我们无心再重做，胡乱塞了几口冰凉的糊糊就躺下睡了。